武汉大学校长:大学去行政化要求校长职业化
时间: 2010-11-19 15:31:26     来源: 人民网教育频道--《深圳特区报》

 近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深圳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顾海良校长从对大学“去行政化”的理解到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从对筹办南方科大的建言到参与深圳大运会……向记者一一道来,既有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入思考,又有对高校服务社会、服务城市的真切体察。他认为,大学校长要走职业化之路。

  大学“去行政化”≠去掉行政体系

  记者: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正在紧张地筹办之中,并立志于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作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对于这所新生的大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顾海良:大学对于城市来说具有很多功能。大学不仅可以招募学生、培养人才,实际上也凝聚了城市的文化,承载了城市的精神。纵观世界历史,许多城市可能衰落了,但凡是有大学凝聚了城市精神的,城市的内涵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我在四五年前就曾建议:像深圳这样汇聚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地方,汇聚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的地方,应该有若干所优秀的大学,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深圳就成不了一个永久的城市。

  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拔地而起。办好南方科技大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办大学不是为了解决本地人入学。香港科技大学许多专业并不是本地需要的,或者说本地不需要那么多的数量,但是香港科大还是照办不误,并且成功了。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更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深圳的许多人才是外地来的,深圳培养的人才也可以到全国和世界。

  其次,专业设置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整个世界的潮流,眼光要放远一点;在大学制度和大学内部治理上,要去行政化,要设立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可以借助公司治理的经验来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建设;大学发展不要过于急功近利,媒体不要过于炒作,大学需要一个安静和宽松的环境,使它能够慢慢地探索一个较好的发展道路。外部环境的嘈杂对于大学是不利的,要潜下心来办个十年二十年。

  朱清时教授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教育家,他在中科大当过很长时间的领导,清楚地知道中国大学体制的弊端和优势。深圳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至于师资、招生等一系列的问题,按照朱校长的思路应该比较容易达到效果。

  记者:您提到高校要“去行政化”,但是去行政化对于很多高校来说,实际操作存在很多困难。您眼中的去行政化有哪些措施?

  顾海良:大学“去行政化”必须找到症结所在。我认为大学的行政化和当年的教育产业化提法一样,存在着表达上的失误。就像高等教育需要“去产业化”,但高等教育是产业一样,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但大学是要行政的,行政体系不能去掉。就拿武汉大学来说,在校学生近5万人,如果庞杂的学校事务都让教授来管,而不是专门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有办学成效的,这样不仅管不好,而且还会影响教授们的本职工作。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这样理解有些简单化。大学“去行政化”是去掉那些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找到症结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症结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权力包办代替学术权力;二是用行政方式来配置学术和教学科研资源;三是把部门行政管理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大学。比如说,学校对较大数额科研或学科建设资金的配置,教授们应有发言权,但许多学校惯常做法是行政配置,校长作为学校行政职权的第一执行人,甚至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上靠。到了下一级学院,院长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也可能把资源向自己的学科靠。这样便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使行政领导垄断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引起教授的不满,影响学校的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去行政化”呢

  顾海良:按照《高教法》的规定,校一级应该设立学术委员会,那么院一级也应该设立相应的教授委员会,而校长和院长是不能出任该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学校学术资源配置权力,应该交给学术委员会或教授委员会这类机构。另一方面,大学的行政管理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它必须适合大学,而不是将社会上的行政管理移植到大学。现在有些大学校长被任命前或是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岗位,就会把他之前的工作理念移植到大学,造成学校工作行政化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比“去行政化”更关键的是大学校长要职业化。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希望更多学子选择基础学科

  记者:武汉大学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很受深圳学子的青睐。能否介绍一下深圳学子在武大的学习情况?

  顾海良:武汉大学每年在深圳乃至广东省的生源情况都非常好。深圳学生选择应用类学科的比较多,像计算机、经济管理和法学专业都很受欢迎。这一方面跟深圳的科研院所少有关,另外这些应用学科也都是武汉大学比较好的专业,说明家长和考生对学校的了解程度是比较好的。

  其实,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本科生喜欢上基础学科,特别是那些有后发优势的学生学习基础学科对于他们未来的继续深造是很有好处的。武汉大学文、史、哲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专业都在国内名列前茅,很多毕业生都进入国内外一流高校的研究生院学习。

  记者:深圳即将在2011年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您认为体育在大学教育中有何作用?武大的体育教育和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如何?

  顾海良:武汉大学历来重视体育教学工作,加上武汉大学天然的环境,体育教育发展很好。多年来,武汉大学形成了一批高水平运动队,像乒乓球队、田径队、男子排球队、羽毛球队等,总体来说小球比大球要好些,相信一定有不少武汉大学学生出现在深圳大运会的赛场上。

  武汉大学正在进行体育课程的改革,以体育项目和俱乐部为基础,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形成教学单位。体育是增进体质的方法,更是锤炼意志的课程。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在一项或者几项体育项目中有所提高和擅长,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有好处。

  合校十年感悟“和合”、“通变”

  记者: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十年来,各校优势互补、互相合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据媒体报道,武大的各类资源也出现紧张状况,如人均图书占有量等。如今十年过去了,武大从合并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顾海良:回顾十年来武汉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成长和进步,可以用“十年和合,十年通变”加以概括。

  “和合”、“通变”是初见于《易经》的古老思想。“和”意在和谐、和平、谦和也;“合”意在联合、融通、协作也。“一阂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变”的意蕴在于“通则不乏”、“变则可久”,重在通晓变化之理,讲求应时而动、顺势而为、适时而变,强调“会通”与“运变”的统一,追求与时俱进、锐意改革、着力创新。

  进入新世纪,四校合并的新武汉大学办学定位科学、发展目标明确,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学科门类更加齐全、学科特色愈加凸显、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和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推动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学生的协调发展方面,更显示了蓬勃生机,取得了显著绩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十年时间对于高校的发展历史来说还很短,现在做全面评判为时过早,还要有更长期的观察过程。

  记者:武汉大学之后,不少国内高校都进行了合并,合并似乎成了国内高校快速发展的一条捷径和趋势。您对此如何看?

  顾海良:学校合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学校之间是否该合并、是否能合并,首先要看学科是否有互补性。武汉大学四校合并时各校之间的互补性是全国高校中最强的。原武汉大学以文理见长,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遥感信息学科等工科知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湖北医科大学也各有所专。如果学科雷同,就不具备合并的学科基础了。

  第二要看传统上,合并学校之间是否有合作的渊源。有血脉关系,合校后才能高度认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是从老武汉大学分离出去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在合校之前已经与武汉大学实现了互选课程。这有了良好的起点。

  最后要看校园的情况。如果各个学校相隔得很远,不便于管理,不利于降低成本,更不便于精神上的融合。

  这三点是合校的先天条件。武汉大学在这三点上都比较具备,因此合校后的发展也比较顺利。

  高校要在竞争中找准定位

  记者:您曾提出“未来10年某些高校或将破产”等观点。我们知道,虽然中国的大学比较多,但是人均高等学位拥有量在世界上还是比较低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是越来越大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顾海良: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高校破产绝不是对于未来的猜测,而是每年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1998年,我国适龄青年的高校毛入学率是9.8%,到了去年,也就是短短的1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4.2%。从绝对量来看,高校学生总规模从约800万增加到了约3000万。未来十年,我们的适龄青年高校毛入学率将提高到40%,也就是差不多增加15个百分点,绝对数量从约3000万提高到3600万。这意味着,今后十年,作为计算毛入学率分子部分的高校在读人数每年只要增加60万人,毛入学率就会大幅增加,而我国18~22岁适龄青年的人数将下降。所以不要以为毛入学率提高了,就意味着高校大幅扩大了招生规模。

  记者:这就意味着一些高校会出现生源不足的情况?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变化?

  顾海良:对。其实,这种情况下,部分高校的招生会出现困难也是正常现象。现在有些新闻报道说,从来没有填过志愿的高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甚至是有些考生收到了十几家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都是个别高校的处境非常困难的表现。

  扩张型的高等教育已经走不通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重视质量和内涵的高校建设。因此我说大学的数量会减少,大学的规模效应会增加,有些大学被迫倒闭也是必然的现象。高校也要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要一味地追求高水平。从优胜劣汰、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这对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来说也未必不是好现象。

  顾海良生于1951年1月,现任武汉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一书称其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和翻译著作20多部,主持《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制度架构变迁及其借鉴》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多个中央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主持人。

  南方科技大学不仅是为了培养深圳本地所需要的人才,而是要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一开始就要有面向国际的视野和气魄。

  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教授治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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